黄文自己也注意到解释至少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，其中首先就是时代氛围的浸润。
(32) 三、自然：道所推重的最高价值 《老子》中道法自然一句明确地将自然一语推到了人、地、天、道都应该尊崇的最高地位。认为道家的自然都是限于生物本能，而不包括人的智能或有意识行为。
二、道：宇宙的总根源与总根据 道是老子哲学的一个关键性术语或概念，这在《老子》的研究中应该是一个共识。(64)劳思光：《新编中国哲学史》，第241页。精神创伤比肉体的损伤会更持久、更痛苦，并且会成为新的冲突之源。也可以把第2种到第4种意思看成是万物或宇宙的基础，包括了其作为贮藏之所、楷式与现象事件之起因的功能。这一段的自然也显然是正面价值，圣人是最高层次的治理天下的代表，万物是一切事物的整体概念，辅万物之自然的辅显然是自觉的行为，自然是要自觉地去实现的目标，决不是无意识的活动，所以这一段的自然具有最高义、整体义、价值义和自觉义。
限于篇幅，这里只引用分析关键性语句，但背后已经考虑到上下文及对《老子》全文的思想内容的把握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一个定义，并且也省略了道的诸多其他特征，但是这个陈述很简单，抓住了老子之道的基本功能。(20) 朱熹在此并不采用仁分体用的思路，而强调仁只是爱之理，而用则被放在了公的层面上加以考虑。
就是说，仁然后有知觉不错，知觉可以求仁则不可(37)，知觉是在仁爱的践履中自然形成的。己之所欲属于私，但若能践行恕道，推其私爱于天下大众，仁即在其术中而得以落实，人人均能享有所给予之爱，私便被克服而转为天理之公。近年陆之静又冲突出张子韶之上。双方的融合，便有了不同于墨家、佛教无差别或无缘之爱的自家的博爱。
己与人之间，不止要平等考量，而且要做到他人优先。(17)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三十三，第852页。
孔子于是告以最切近的推己及人之方以引导之，此即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可以说，公是人之体仁的框架和方向，是仁之实现的条件。例如： 问韩愈博爱之谓仁。换句话说，仁说到底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悟(觉)出来的。
(18)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三十三，第852页。而在佛教，不食肉、不茹荤以至投身施虎则是将爱己与爱物对立起来，甚至是毁灭己以成全物，这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，而且还从根本上断绝了孝悌和亲情。⑤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，第2455页。这种所谓无缘之爱，其实并没有什么理可言。
故人无私欲，则心之体用广大流行，而无时不仁，所以能爱能恕。儒家博爱之理，在根本上是按孟子推恩说的理论构建起来的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。
不过，不论是仁之方还是仁之体，无论立人、达人抑或博施济众，其中心观念并没有变化，那就是爱人。至于讲二程之说初看未晓，看熟了才颠扑不破，则涉及仁与孝悌间的互动，以及仁是性、仁主乎爱等观点。
他认为这说得太深，无捉摸处，即不好实际把握，不如亲出程颐手笔的《易传》之四德之元，犹五常之仁。以血脉贯通而后达，非以血脉贯通而后存也。故惟仁然后能公，理甚分明。(26) 以爱言仁的弊病是混淆了性情，并以情为性。在这里，爱之理是人人本有的，人若能做到大公无私，便自然能够平等地看待天地万物，使物物都得到应有的关爱。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，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。
但在朱熹看来，谢氏的理道是将重心从践履换到了知觉，以知仁取代了为仁，而圣门只说为仁，不说知仁(34)，所以必须给予批评。譬如一粒粟，生出为苗。
朱熹之所以批评韩愈的博爱观，主要是因为韩愈言用而失体，他认为博爱之谓仁等四句说得却差，仁义两句皆将用做体看。但新儒学比之传统儒学，在后天情爱与先天性体之间，他们更注重形上层面的性体，要求紧扣情爱的先天根据，这是学术发展不断提升理论水准的必然要求。
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，曷尝有孝弟来。四、馀论：儒佛之爱 韩愈博爱论的理论水准，在新儒家眼中是不高的。
朱熹语见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十五，第2425页。但对朱熹来说，将仁义限定为博爱和适宜，只是看到了仁性的表现，而否定了仁本身作为内在之理的地位。作为推己及人的道德自我约束的恕道，在这里成为仁爱实施的最一般的手段。(36)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，第478页。
惟其同体，所以无所不爱。程颢将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纳入到自己的仁说之中，并联系博施济众予以阐释。
但周敦颐并未解释他此语的含义，这里所说的实际上是朱熹自己的观点。统合来说，仁是在公天下的条件下实现的，人间的善德正来源于此
⑧ 体有体察、体认之意，但重点是实行。当初，张栻在与朱熹争论时，张栻担心的正是以用代体。
相应地，人所应做的，是为仁而非求仁。见程颢、程颐：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五，程颢、程颐著，王孝鱼点校：《二程集》，第153页。要见这道理，道理自在那里，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(39)。(20)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十二《答张钦夫论仁说》，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1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/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413-1414页。
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不构成爱的原因，但却是落实博爱所必需，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条件。朱熹说： 盖骨肉之亲，本同一气，又非但若人之同类而已。
欲令如是观仁，可以得仁之体。孟子当年将爱的原因归结到恻隐之心和仁的发端，到朱熹的时代这种归结就显得不够用了。
朱熹正是在此注疏传统的基础上，发挥他的公天下之爱、仁与爱之辨、为仁与为本之辨等思想的。⑥程颢云：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，此言最善名状。
